李叔同|他转身遁入空门,却仍牵挂众生甘苦 | 李叔同的诗词世界

回顾李叔同的一生,两次重要的人生转向格外醒目 。本篇文章即从李叔同的诗词进入,由此透视其人生中的这两次重大转向 。
秋九月初四日,岁在壬午,西历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在泉州晚晴室圆寂,在圆寂三天前,他写下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后四个字:“悲欣交集” 。
没有落款,亦未署年月,笔迹散落孱力,可见当时病体已然势不能支,但依然可以看出是他的亲笔 。这是他对一生的总结吗?抑或是他最终的了悟 。如果此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那么在经历种种之后,最后的了悟,本就是对此生此世的总结 。因为,这是用一生才能领悟到的禅机妙道,对佛门弟子来说,也是能带往别一个世界的唯一东西 。
弘一法师出脱尘世,如今已有八十周年,作为书画家、音乐家、文人、高僧,他的印迹却并未随着肉身的灰灭而消散,反而如种在人心的灵根,生根发芽,尽管绽放的花朵,结出的果实,未必尽如法师当年所愿,对他焚香礼拜者,未必皆是诚笃信士,种种贪嗔欲念,也常常披服虔敬的伪装 。迷信与诚挚常常只有一步之遥,一如执念与坚毅往往是一枚钱币的两面 。
但相反之物,往往也互相成就,因有所失而悲,因有所得而欣,得失之间,亦是悲欣之因,悲欣之因,有的只会成为一时的情绪,随生随灭,有的却会成为成就自我的法门,迈过这一道门槛,便是了道彻悟之境 。
悲欣交集,是人生,也是法门,种种因果轮转,一世轮转,终归如一 。非不知众生皆苦,三界火宅,非不愿脱离此世此身,终归涅槃妙道,然而既来此一生,便从苦中了解种种有情之利乐,唯有明了众生愚痴执念,方能明了何谓解脱之道 。
或者,本不求解脱,亦无所谓解脱 。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
是故,悲欣如一 。
回顾李叔同的一生,两次重要的人生转向格外醒目 。1918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他完成了“政治-文艺”与“文艺-宗教”两次人生转向 。这两次转向究竟为何会发生?当斯人已逝,他留下的诗词就成了今天的读者走进其内心世界的通路之一 。本篇文章即从李叔同的诗词进入,由此透视其人生中的这两次重大转向 。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9月30日专题《悲欣交集》的B04-05版 。
撰文 | 郑欣怡

在清末民初仁人志士中,李叔同(1880-1942)表面与其他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求学之路,却在1918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完成了“政治-文艺”与“文艺-宗教”两次人生重要转向 。李叔同为何会发生如此转变?为何他无法像其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度过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间的黑暗期?皈依佛门后他是否找到了面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破解之道?
“内融型”思想,
悲壮与悲婉的两种情感模式
从思想史层面展开讨论,或许能探寻出一条幽微却关键的脉络 。
无论是艺术理想还是宗教精神,李叔同具有较为稳定、隐蔽的思想特质 。笔者将其概括为“内融型”思想,即思绪少向外明显表露,情感指向以落于个人层面为主,呈现出脆弱、少坚韧性的特征 。以李叔同忧国诗词为焦点,分析其情感模式与蕴含于中的“内融型”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李叔同遭遇政治理想、艺术追求破灭的两次精神危机 。这些危机与思想特质之间相互缠绕,构成一幅复杂图景 。如果将视野放宽于中国现代性进程,李叔同式的精神自我救赎之路则会带来别样的启示 。
李叔同早年忧国诗词的两种情感模式——悲壮和悲婉——给予了我们把握其“内融型”思想的方式,即悲哀家国不再却缺少为何国破与如何救国的思索 。
李叔同悲壮走向的忧国诗词多依外事推力而作,勾勒出晚清国破图景,却也止步于此 。1901年由沪返津,正值《辛丑条约》签订,李叔同写下《感时》:
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遑敢望千秋 。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 。
在此,“杜宇”、“故国”、“愁”、“将军”和“断头”,描摹出了战争后的荒芜冷凄与内心愁绪,同时“男儿”意欲牺牲效国的激昂之情呼之欲出 。但不难发现,这种“将军/断头”壮举,实际上恰恰影射了诗人内心对国破惨景的无力与焦虑: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真正拯救大清王朝,只能回归最古老也最直接的答案——献出生命,将救国报国落于笼统化的个体“男儿”,构建出“英雄神话” 。
并且,这其中有日本上冈君对李叔同“尽忠报国”的告诫在内,后者听此“感愧殊甚”,才作出《感伤》一诗,因而其中有外力成分促成 。而李叔同追随过的戊戌变法大将梁启超,庚子事变时表现为:“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 。”著论、民权、哲理,展露出诗人崭新的知识结构与思想体系,并且包孕着行动力,呈现出与李叔同相反的写作心态和思想内质,构成了时代断裂期的双向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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